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就社会环境、历史袭承因素和制度上的区别，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必然可以成功，而“戊戌变法”则绝无成功的可能。
首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推动者乃是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中新兴的阶级，封建君主在国家依赖的经济基础由地主贵族逐渐变为工厂主大商人时，变革已经在所难免。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商业发展自不可比于西欧，当然明治维新后依旧保留了其历史残余性的一面，彻底的资本主义化还须待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重修宪法。但是，日本虽然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岛内诸侯（大名）林立，天皇被完全架空，甚至连中国的王朝政府竟不知道日本还有个天皇。而此种情形大利于商人的发展，因为无从有为维护中央权威的政府而施加的抑制，虽然日本世袭的大名和侍构成上层社会，但商人有与其经济实力大略相匹配的地位。类似欧洲大商人给王室借款的情形，在日本也一定程度存在，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商业是被抑制的，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地位，使得商人获利后，转而将资本用于土地投资或走读书的仕途之路，像明之巨富沈百万资助朱元璋最终身死财没的结局，使商业资本的积累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性的影响，而“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则有三井财阀倾全力支持。
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中国会找不到民间的商业力量，洋务运动若干年，连民用品的生产都需要官办，一方面是旧式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与民争利，形成国家垄断，譬如自汉朝开始就延续两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的确是民间资本的薄弱，其后零星出现民间投资的西式工厂，规模远较日本为小。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实力雄厚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可迅速转入新的体制。如中国在此与日本有可比的一面，更早些“洋务运动”就会产生深远巨大的变革性影响。
而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在于它是与中国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不存在这个不可克服的阻力。中国在当时已有了延续千年的文官制度和独特的选拔制度。这个体系独一无二，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据说效法于此，但内中有本质的区别。文官的选拔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依据，此选拔制度下形成的文官集团自然就成了儒家意识形态最坚决的捍卫者，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国家，这种制度在确保社会稳定和价值恒定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它可以调节平衡知识分子与朝廷的关系，因为这种公平选拔形成的文官制度，使得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平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它消解了政府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今天的情形相反。但变革须废除整个文官集团的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连在下层知识分子中都找不到支持者，因为此种选拔制度使每个布衣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预备役官僚。利益所在，自然整个官僚集团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会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做借口进行反击。
而诸侯林立的日本，虽然历史上曾试图引进这种文官制度，但却未曾实现过，世袭的大名和侍阶层才是社会的管理者。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家文化对上层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构成自身利益的所在，在救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面前，没有理由保留，也不会有人出于个人利益去坚决捍卫。至于适应这种社会变革的成本，来的也远较中国为小。变法在中国，动摇了官僚们已获权利的基础和合理性，而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可怕的威胁，所需要的仅是个人的适应。
决定日本与中国变法成败之别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关外来的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非但满清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利，整个民族都被供养着。这种特殊而野蛮的种族制度获益者当然会成为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变法其实是在颠覆这种种族制度，最终会动摇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法统，也将动摇整个满清族群的利益。对变法的反对，官僚集团中来自满清集团的声音比汉族集团的声音要强烈得多，因为他们失去的利益更多。所以，中国的“戊戌变法”仅有皇帝本人的支持就不足为怪了。
或说，假如戊戌变法是选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来推行，就不会遭到她的反对而最终成功，这完全是不知道反对变法者的立场和利益所在。就历史本来面貌而言，光绪皇帝本人对新法的了解非常有限，他的理解与变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如果他握有实权而且知道这几个变法鼓噪者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么这场戊戌变法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戊戌变法”成败，核心是谁无关宏旨，光绪皇帝支持变法实在是个意外的小概率的事件。
与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明治维新”并不构成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挑战，因为它从不存在，相反，它是伴随着削除藩篱，以西法重新塑造统一国家的过程。倒幕变法，恢复权利被架空的天皇的威权和真正的国家元首地位，不是“动摇国本”，而是恢复“国本”。此外，“明治维新”的历史机缘是，天皇地位的重新尊崇，使得对幕府专制不满的人有了一个可以团结的旗号。这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过程，也导致了天皇在日本的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这又是节外的话题了。而日本当初世袭的权贵阶层，到“明治维新”前后，其地位日渐窘迫，如封建大名，幕府对其运用人质和轮值制度控制之严密，使其在保有财富的情况下，乐于接受变法带来的自由，至于武士阶层，虽然地位与劳动者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不事产业，在当时相当数量已几乎沦为乞丐，“百日维新”虽然对他们有所冲击，但也是重生的机会。
有此三方面的根本差别，中日变法的不同命运就是必然结果了。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幸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有一批思想启蒙者兼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而“戊戌变法”中的“康圣人”是个思想学问上的二传手，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投机者。唯有个谭嗣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烈士选择了牺牲，可算变法唯一的光彩亮点。
而根本上来说，假如中国当时具备日本相似的条件，根本不必等到对西法只有半吊子了解的“康圣人”来进行“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早就会推动这种变革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首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推动者乃是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中新兴的阶级，封建君主在国家依赖的经济基础由地主贵族逐渐变为工厂主大商人时，变革已经在所难免。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商业发展自不可比于西欧，当然明治维新后依旧保留了其历史残余性的一面，彻底的资本主义化还须待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重修宪法。但是，日本虽然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岛内诸侯（大名）林立，天皇被完全架空，甚至连中国的王朝政府竟不知道日本还有个天皇。而此种情形大利于商人的发展，因为无从有为维护中央权威的政府而施加的抑制，虽然日本世袭的大名和侍构成上层社会，但商人有与其经济实力大略相匹配的地位。类似欧洲大商人给王室借款的情形，在日本也一定程度存在，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商业是被抑制的，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地位，使得商人获利后，转而将资本用于土地投资或走读书的仕途之路，像明之巨富沈百万资助朱元璋最终身死财没的结局，使商业资本的积累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性的影响，而“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则有三井财阀倾全力支持。
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中国会找不到民间的商业力量，洋务运动若干年，连民用品的生产都需要官办，一方面是旧式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与民争利，形成国家垄断，譬如自汉朝开始就延续两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的确是民间资本的薄弱，其后零星出现民间投资的西式工厂，规模远较日本为小。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实力雄厚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可迅速转入新的体制。如中国在此与日本有可比的一面，更早些“洋务运动”就会产生深远巨大的变革性影响。
而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在于它是与中国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不存在这个不可克服的阻力。中国在当时已有了延续千年的文官制度和独特的选拔制度。这个体系独一无二，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据说效法于此，但内中有本质的区别。文官的选拔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依据，此选拔制度下形成的文官集团自然就成了儒家意识形态最坚决的捍卫者，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国家，这种制度在确保社会稳定和价值恒定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它可以调节平衡知识分子与朝廷的关系，因为这种公平选拔形成的文官制度，使得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平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它消解了政府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今天的情形相反。但变革须废除整个文官集团的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连在下层知识分子中都找不到支持者，因为此种选拔制度使每个布衣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预备役官僚。利益所在，自然整个官僚集团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会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做借口进行反击。
而诸侯林立的日本，虽然历史上曾试图引进这种文官制度，但却未曾实现过，世袭的大名和侍阶层才是社会的管理者。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家文化对上层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构成自身利益的所在，在救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面前，没有理由保留，也不会有人出于个人利益去坚决捍卫。至于适应这种社会变革的成本，来的也远较中国为小。变法在中国，动摇了官僚们已获权利的基础和合理性，而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可怕的威胁，所需要的仅是个人的适应。
决定日本与中国变法成败之别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关外来的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非但满清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利，整个民族都被供养着。这种特殊而野蛮的种族制度获益者当然会成为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变法其实是在颠覆这种种族制度，最终会动摇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法统，也将动摇整个满清族群的利益。对变法的反对，官僚集团中来自满清集团的声音比汉族集团的声音要强烈得多，因为他们失去的利益更多。所以，中国的“戊戌变法”仅有皇帝本人的支持就不足为怪了。
或说，假如戊戌变法是选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来推行，就不会遭到她的反对而最终成功，这完全是不知道反对变法者的立场和利益所在。就历史本来面貌而言，光绪皇帝本人对新法的了解非常有限，他的理解与变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如果他握有实权而且知道这几个变法鼓噪者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么这场戊戌变法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戊戌变法”成败，核心是谁无关宏旨，光绪皇帝支持变法实在是个意外的小概率的事件。
与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明治维新”并不构成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挑战，因为它从不存在，相反，它是伴随着削除藩篱，以西法重新塑造统一国家的过程。倒幕变法，恢复权利被架空的天皇的威权和真正的国家元首地位，不是“动摇国本”，而是恢复“国本”。此外，“明治维新”的历史机缘是，天皇地位的重新尊崇，使得对幕府专制不满的人有了一个可以团结的旗号。这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过程，也导致了天皇在日本的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这又是节外的话题了。而日本当初世袭的权贵阶层，到“明治维新”前后，其地位日渐窘迫，如封建大名，幕府对其运用人质和轮值制度控制之严密，使其在保有财富的情况下，乐于接受变法带来的自由，至于武士阶层，虽然地位与劳动者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不事产业，在当时相当数量已几乎沦为乞丐，“百日维新”虽然对他们有所冲击，但也是重生的机会。
有此三方面的根本差别，中日变法的不同命运就是必然结果了。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幸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有一批思想启蒙者兼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而“戊戌变法”中的“康圣人”是个思想学问上的二传手，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投机者。唯有个谭嗣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烈士选择了牺牲，可算变法唯一的光彩亮点。
而根本上来说，假如中国当时具备日本相似的条件，根本不必等到对西法只有半吊子了解的“康圣人”来进行“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早就会推动这种变革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