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无比震惊：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73年买的
据央行员工介绍，中国为数不多的几百吨黄金贮备几乎全部存放在美国金库，大概是在90年代初运到美国的。
而中国的黄金产量，在年产百吨左右，现在是年产200吨，但中国的黄金贮备数量还是在600吨。35年来中国的黄金几乎都出口换美元纸币了，而三十年来美元纸币和黄金的比值贬值幅度惊人！
在1970年购入的黄金每盎司才35美元左右， 现在是800美元，20倍的贬值！
更可笑的是， 2005年中国的黄金储备还比2003年减少了。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６００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陈云早就提出要贮备黄金以防美元贬值！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1973年５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２２００万两，价值３５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１％算，就是３００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１：８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７月他在听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价上涨中买黄金，确实存在风险。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８０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
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向李先念建议，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的资料, 截至2003年10月, 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的前40名国家资料如下（与现在的数据相比变化不大）：
从世界黄金协会提供的国家官方黄金储备资料看，黄金仍是许多国家官方金融战略储备的主体。现在全世界各国公布的官方黄金储备总量为32700吨，约等于目前全世界黄金年产量的13倍。其中官方黄金储备1000吨以上的国家和组织有：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国家和组织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最多，为8149吨，占世界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24.9%。西方前十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
黄金储备达百吨以上的有32个国家、地区或组织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亚洲及非洲国家只占少数；黄金储备不足10吨的国家、地区或组织共有47个，基本上都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总量只占美国黄金储备的1.43%。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储备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
另外，黄金储备在国家金融战略总储备中的比率也说明黄金现在仍然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体，黄金储备仍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所重视。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国家战略总储备中所占的比率高达56.7%，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37.6%、法国47.1%、意大利47.8%、瑞士38.2%、荷兰46.6%也是凸显了黄金储备的重要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行藏金于民的政策。比如印度，印度的官方黄金储备虽然只有357.8吨，在国家战略总储备中的比率也不高，只有7.8％。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印度民间的黄金总储藏量至少有1万吨，白银的民间储藏量至少也有11万吨。现在，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市场，其黄金消费量每年达600-800吨左右。印度并不是产金大国，其每年消费的黄金大多数是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近几年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黄金的进口数量也大幅增加。
附表：截止到2005年12月，世界黄金储备前10名的国家、地区和组织如下表：
序号
国家、地区和组织
黄金储备量(吨)
占外汇总储备的百分比(%)
1
美国
8133.5
67.5
2
德国
3427.8
52.4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217.3
不确定
4
法国
2856.8
59.3
5
意大利
2451.8
59.4
6
瑞士
1290.1
35.2
7
日本
765.2
1.4
8
欧洲中央银行
719.9
22.2
9
荷兰
716.9
52.4
10
中国
600.0
1.2
资料来源：世界基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
为党谋财上海滩
陈云为党谋财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１９２５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１９２９年８月，他到江苏省委工作。除了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工农运动，陈云还担当了一项重要职责—审查党内的财务。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革命者除了时刻要提防敌人的搜捕，还需要操心生计。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从共产国际得到一些资助，但数量非常有限，必须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但党处于地下状态，经费来源极其困难。很多党员是抛家舍业来参加革命的，根本就没有收入，不但交不起党费，还需要党组织帮助其维持生计。有的党内掌握经费的动摇分子甚至卷款潜逃。
经费不足，对开展党的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审查帐目，按月结算，并要签字为据。而且规定，十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省委常委来核定。
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６月，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党中央特科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顾顺章熟知的许多秘密机关、人员、方法不能够再用了，工作一度陷入停顿。陈云在这种非常时刻，主持党中央特科工作。
陈云处变不惊。他在上海活动多年，认识他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叛变后，整天带着特务搜捕认识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处境极其危险。但他沉着应付，以过人的机敏坚持了下来。主持特科后，调整内部组织，安顿中央机关，惩处叛徒，重建情报关系，迅速使特科重新发挥了令敌人胆寒的威力。除了做好保卫中央的工作，陈云还兼顾着党的经费工作。
向忠发叛变后，不但供出陈云是顾顺章叛变后的中央特科负责人，还供述说：“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当时，苏区成为党中央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忠发向敌人出卖了这个重要渠道，并不能难住陈云。他改变了经费收支和周转渠道，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
章秋阳是陈云的老战友，原名章郁庵，１９２２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与当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的陈云相识，并一同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通过其二哥，著名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成为商界一个活跃人物。章秋阳到特科工作后，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
此外，陈云还精打细算，用有限的资金开铺子做买卖，既便于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又能为党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货店是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护机关。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熟谙“十里洋场”内幕的陈云，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他花了４０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大小流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４０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产国际的代表对陈云的机智赞叹有加，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当时，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是“公司”的“书记”，代号是“先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煤铺的帐房先生。谁会想到，一个其貌不扬、总在一角拨拉着算盘的帐房先生，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呢！
“偷梁换柱”稳定边币
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此前，边区处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的严密封锁下，经济十分困难。又由于工作失误，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波动。先是边币发行失控，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为了压制物价，边区银行停止边币发行，这样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经济陷于“休克”状态。陈云得知自己要去管财经后，从１９４３年底开始，作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他认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为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确立银行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
过去，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帐；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陈云上任后，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２日，西北财经办事处作出《关于银行资金、放款等几个问题的决定》，规定汇款要收汇费，放款要收利息，建立有借有还的正规信用制度。５月１４日，陈云同贺龙致信边区银行负责人，通知他们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予取予求，从银行借款后到期必须还。这就彻底根治了财政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要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第二件大事是正确处理边币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边区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包围之中。虽然边区政府早在１９４１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５月４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并不容易摸清楚，边区历史上就为此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有的人认为边区经济有了发畏，财经部门又掌握有必要物资，发票子也不要紧，面对法币进攻只要固守边币汇率就行。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缕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他认为：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出发，陈云得出的结论是：（一）边币的发行要有法币准备金。（二）边币币值的稳定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法币之上，必须相应地掌握影响物价的重要物资。（三）边币币值暂时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稳定在物价上，必然拉动边币牌价，使公家的法币被搞光，这是不聪明的。后来，陈云还把边币与法币这种又独立又服从的关系，称为“七分服从，三分独立”。
缕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后，陈云很快就找出了解决边币发行问题的办法。５月１０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流通范围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